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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剑赠英雄”，剑在中国古代的十八般兵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被称作“百刃之君”，中国古代帝王均备宝剑。剑作为一种兵器，由于其直身轻薄，易折难攻，在西汉坚盔重甲的骑兵出现后，在大型战争中难以发挥作用，剑在战场上的作用逐渐被更加适宜于砍杀的环首大刀所取代，渐至东汉，随着水力鼓风技术和低温炼钢等炼钢技术的时尚，批量生产环首刀成为可能，加上单刃刀的锻造要求远低于两面开刃的剑，剑逐渐退出了军事战争的舞台。

茅元仪《武备志》记载：“古之言兵者必言剑，今不用于阵。”

剑自东汉退出战场后，随着制作工艺的日渐精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被赋予了更多元的的文化意蕴和内涵。

一、东汉年间退出战场后，还有谁在用剑？

虽然剑在东汉末年退出了战场应用，但由于剑在早期防身护体的功能和平直细长的形象内涵，逐渐被赋予了超出武器之外的意义和内涵，在官员、文人、民间都掀起了一个用剑的高峰。

1.带剑成为官方规定。

战国秦简公时期，“六年，令吏初带剑。”“七年，百姓初带剑。”以政令的方式强制规定官吏佩剑。汉承秦制，继承了有官吏佩剑的风气。《晋志》：“汉制自天子至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后汉书礼仪志》引《决疑要注》载：“凡救食，皆著赤帻，以助阳也.....侍臣著赤帻，带剑入侍，三台令史已下皆持剑立其户前。”这段关于日食期间宫廷宿卫的礼仪描写，说明皇帝的侍臣在东汉时佩带主要为剑。

终汉一朝，剑的地位因刀的兴起而在实战中而逐渐没落。但是，诸多的佩剑之礼已经升华为汉代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东汉佩剑数量急剧下降，但是其佩剑之风却未淡失，而且佩剑在诸多场合已经升华为礼仪制度与舆服制度区分地位的必需品。

2.习剑成为文人练武的主要选择。

文武双全是古代文人士子的理想状态，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在《答卜元嗣诗》诗中就写道：“斌斌硕人，待我以文。”“斌”字现在翻译过来就是文武双全的意思，曹丕在《剑铭》也说到:“君子虽有文事，必有武备矣”。而剑被称为“君子武备，所以卫身”。是汉代以来文人习武的最佳选择。因社会崇尚武功，而传授剑术者更受社会的尊重和拥有显赫的名声，在当时学剑击剑已成为风气和人的一种才能的标志。

《汉书·司马迁传》记司马迁祖上有一支曾在燕赵一带“以传剑论显”。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东方朔“十五学击剑，目若悬珠，猛若孟贲”。田畴是跟随曹操的一员文武双全之才，《三国志·魏书·田畴传》:田畴“好读书，善击剑”。曾经常跟随曹操在邺下的崔琰“少朴呐，好击剑，尚武事”。少年时代的阮籍，他便非常爱好《书》、《诗》，更可贵的是，他还非常勤奋地练习武艺，剑术非常精湛了得，有诗为证：“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剑的品位高雅而尊贵，练剑剑已成为古人文化素养和才能的重要标志。

3.剑成为私人武装日常防卫、执行暗杀任务的主要兵器。西汉末年地方豪强势力已经非常强大，东汉光武帝刘秀就是在南阳豪强集团的支持下统一天下，因此，东汉以来一直对地方豪强势力采取放任的态度。地方豪强势力的崛起，伴生了大量的土地兼并现象，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依附于地方豪强势力。大量的剑客成为了地方豪强势力的私人武装，承担了暗杀、刺杀等任务，由于剑相比刀更便于携带隐藏，剑成为私人武装的主要武器。

东汉末年，酷吏杨球派剑客刺杀蔡邕，军阀隗嚣派剑客刺杀名士杜林，以至于中常侍吕强在给汉灵帝的奏折中说，“上畏不测之难，下畏剑客之难。”可见，当时豪强势力圈养剑客、违法作乱的猖狂现象。同时，依附豪强势力，也成为剑客打破阶层壁垒的重要通道。《三国志·许褚传》记载，东汉末年，谯郡大族许褚聚众数千家，归附曹操，为魏国立下汗马功劳，跟随许褚的许多人也被封侯，其中“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余人，皆剑客也。”

依附贵族，练习剑术，投身行伍，成为当时民间社会的一种趋势和风气，汉朝剑术发展也随之迎来新的高峰。

二、剑的别样内涵——从东汉末年曹操一家四杰看剑在东汉后的丰富内涵

东汉年间，由于炼铁技术的发展材质上铁剑彻底淘汰青铜剑，剑的长度增加重量减轻，搏击空间的增大和更加灵活的剑器，使剑的应用更加广泛灵活，特别在官员、文人和剑客三类人群的广泛使用下，剑演化形成实用功能之外的多元象征涵义。曹操、曹丕、曹彰、曹植一家四人，就可以看出剑在应用上的四类方向，延续到后世演化成不同的文化现象。

1.曹操剑履上殿，代表着权力威仪

“建安十七年春曹操还邺，天子命其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虽然曹操“剑履上殿”是在《三国演义》中的记载，但“剑履上殿”，确实是汉朝以来皇帝给予心腹大臣的特权。西汉的萧何，东汉的梁冀，魏明帝时期的曹真，都享受了佩剑上殿的特权。剑，作为百刃之君，在后世不断演化成为附有伦理痕迹的权力地位的代表与象征，通过剑的材质、装饰等呈现出不同的等级规定。

据《晋书·舆服志》载，晋代百官上朝代之以木剑，按照不同的官秩品序，其装饰用的材料各不相同，

“贵者犹用玉首，贱者亦用蚌、金银、玳瑁为雕饰。”

据《隋书·礼仪志》记述，不同官品只能佩戴相应的配剑，不能越级佩戴，其舆服制度规定

“一品，玉器剑，佩山玄玉。二品，金装剑，佩水苍玉……”

除了区分身份，剑还能成为帝皇授权的载体。

“宋制，大将每出讨，皆给御剑自随，有犯令者，专其听杀。”

明代皇帝也经常授剑给钦差大臣，作为特权的象征，在外以专杀伐，可先斩后奏，史称尚方宝剑。但“尚方宝剑”也同样有使用的范围和规定，并不是可以恣意妄为，按《明史》记载，尚方宝剑可将巡抚和总兵一级的官员立即解权夺印，对监司、副将等官吏有权立即斩杀。明末袁崇焕就是用尚方宝剑计斩毛文龙，但毛文龙是总兵，袁崇焕杀毛文龙超出了剑的授权范围，属于滥用尚方宝剑。

2.曹彰掷剑断发，代表着战斗力量

魏文帝的儿子曹彰擅长掷剑，他“少善射御，臂力过人，手相猛兽，不避险阻”。对于曹彰的掷剑技巧，晋人王嘉的《拾遗记》卷七记载云：“王善左右射，学击剑，百步中于悬发。”以百步之距离能将悬挂的发丝击断，可见掷剑之精准。

掷剑术渊源已久，由于在西周的军队装备和实战中，主要兵器是适用于战车上使用的戈、矛、戟等长兵器，此剑一般是作为短兵器配合长兵器使用，剑长一般仅十几厘米或二十几厘米，掷剑成为剑的一种使用方式。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战国时代的“荆轲刺秦”，《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荆轲废，用引其匕首以掷秦王，不中，中铜拄。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可以卷入地图的剑，只能是短剑，掷剑的力度和准度成了考量剑术的重要时尚。

在南朝梁武帝殷芸的书中，就记录了袁绍少年时代，派高手去刺杀曹操的故事，在故事中，高手同样也是用的掷剑术，一击不中，曹操根据第一击的高度调整身体姿势，逃过了第二击。可见，掷剑术已经有较为时尚的技巧和应用共识。曹操才能够从第一次偷袭的轨迹，判断高手第二次掷剑的方向，躲过高手的袭击。

曹彰能够在百步的距离将发丝击断，可见技术之高超。发展到后来，随着古代火药技术的发展，掷剑术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人力与机械相结合的技术，在明代戚继光的《练兵纪实》里就记录了“飞剑”的使用方法，

“造用径六、七分荆木为柄，长可五尺，后杪三棱，大翎如箭，矢头用纸筒实以火药，如火箭头，长可七寸，粗可二寸。”

在明代，“掷剑”已经变成了“飞剑”，利用火药的爆炸力推动，而且杀伤力比人力抛掷的大许多，具有很强的穿透力。

“燃火发之，可去三百步，中者人马皆倒，不独穿而已。”

3.曹丕甘蔗比剑，代表着实用剑技

曹丕在历史记载中，不仅文采出色，更是一位剑术高手，一次宴会上，他与奋威将军邓展比试剑术，用甘蔗作剑，曹丕四次将邓展手中的甘蔗击落在地上。曹丕在《典论》记载

，“余好击剑，善以短乘长。”

邓展并不是草包将军，善于运用各种兵器，最擅长空手入白刃，都还四次败在曹丕手下，可见曹丕剑术之精湛。

曹丕精湛的剑术来自于专业剑客的传授，在曹丕自著的《典论》讲到，

“桓灵之间，有虎贲王越，善斯术，称于京师。河南史阿言昔与越游，具得其法。余从阿学之精熟。”

曹丕正是剑术名家史阿带出来的高徒。

曹丕能跟随剑术名家练剑并不是偶然的，东汉王充的《论衡》说

:“剑使之家，斗战必胜者，得曲城、越女之学也。”

而到了东汉末，曹丕在《典论·自序》中所载，剑术已形成有“四方之法各异，惟京师为善”的兴盛景况。经历东汉一朝的发展，剑术的流传和发展已达到了非常惊人的地步，《汉书·艺文志》的“兵技巧”类中与武术有关的书目就有《剑道》38篇，虽然现在已经失传，但仍可见东汉以后击剑技术不断精致的发展趋势。

4.曹植跳丸击剑，代表着浪漫剑舞

曹丕的兄弟，上位的强有力竞争者曹植，也是一位剑术高手。他的剑术和他的文风一样，豪放浪漫，擅长“跳丸击剑”。曹植的击剑更多的带有一种表演性质，体现了剑术与舞蹈艺术的结合，击剑时要进行时尚更衣，并用胡粉美容整仪，尔后再击剑舞练。

“植(曹植)初得淳(邯郸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

跳丸，是古代百戏之一，在现在的杂技表演上还经常可见，表演者两手快速地连续抛接若干圆球。跳丸击剑，更多的是带有剑舞性质的用剑。

剑舞的形式起源于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鸿门宴等场合上都有剑舞的记载，至汉朝正式引入宫廷，在《汉书·艺文志》杂赋十二家篇幅及列有《杂鼓琴剑戏赋》十三篇中均有体现。

剑舞在后世不断发展，剑舞的人数规模、技术难度持续升级，唐代裴旻的剑，就能够以高掷后又能准确地承接住为看点，

“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漫引手执鞘承之，剑透空而入”。

至宋代，已有人把这种掷剑技巧发展成一种群体剑舞，宋代曾亮公、丁度所著《武备兵要》后集卷九记载云：

“初，帝（指宋太宗）选诸勇士数百年教以剑舞炼钢技术总结，皆能掷剑空中，跃其身左右承之，妙绝无比，见者无不恐惧。”

剑舞到宋代已经发展成数百人表演的巨大阵容，甚至通过精妙绝伦的表演，起到军事震慑的作用，

“每巡城耀武，必令剑舞前导，各呈其技。贼众乘城望之，破胆。”

这也是剑舞表演发展到极致后的一个意外效果。

三、为什么剑文化如此丰富？直、尖、短、轻——埋藏在剑身形态中的特点奠定了丰富多彩的剑文化内涵

剑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与剑从诞生以来的形态特点是息息相关的，丰富多彩的剑文化隐藏在剑本身的形态基因中。平直剑身更易于规范定制，从而附着等级观念；剑尖形态限制了功能应用，反而孕育了更宽广的文化内涵；短兵属性限制了战斗应用，反而催生了更精细的技术体系；轻盈飘逸的重量特点，更易于与舞蹈艺术相结合，产生更加浪漫多彩的文化气息。

1.平直剑身更易形成定式规范，附着等级观念

在古代历史中，虽然比刀出现得晚，但却是较早形成定制样式的兵器，只要制作材料没有发生变化，剑的形态便会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特别是剑身平直细长的特点是始终保持不变的。

比如汉钢铁剑就基本承接战国钢铁剑和先秦铜剑形制，外表上变化不大，狭刃长身，扁茎折肩，剖面大多数为六棱八面和四棱六面。

相比剑，刀的形态各异，汉代钢铁刀就有削刀、匕刀、短刀、长刀、服刀等各种样式，刀的弯度、长度、刃型等都可能构成刀型变化的变量，在大一统国家诞生前不易形成规范样式。而剑虽然在细节设计上在不同时期也会产生差异，但平直细长的形态却是一直保持下来了，在不同区域更容易定制生产规范，从而附着层级观念。比如在青铜剑时期，就产生了制剑的规范标准。春秋战国时期的《周礼》“桃氏为剑”的章节中，就明确规定了剑的形制.尺寸和重量，而且定下标准，将剑分为上制、中制和下制动作。

“桃氏为剑......身长五其茎长，重九锊，谓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长四其茎长，重七锊，谓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长三其茎长，重五锊，谓之下制，下士服之。”

经过换算，上士之剑长约60厘米，重量约900克；中士之剑长50厘米，重量700克；下士之剑长40厘米，重量500克。基本符合春秋战国时期挖掘出的青铜剑，以越王勾践剑为例，通长55.7厘米，重875克，与上士之剑很接近。平直的剑身形态，较易规范的定制和统一标准，从而附着层级和身份的衍生意义，剑就逐渐地与权力和身份勾连在一起，逐渐演变成后世的剑履上殿、尚方宝剑。

2.剑尖形态限制功能应用，与君子不器内涵挂钩

刀相比剑，从诞生以来就更加实用，考古发现的商周时代的刀具有相当一部分是工具用刀，如厨刀、刮刀、蔑刀。部分具有的有刺杀的功能小刀，也基本只是用来屠宰家养禽畜。虽然有相当数量的小刀是与戈、矛等长兵器一起出土的，但经过考证，它们只是用来修理兵器，削秘割绳的工具。到西周初期，流传于商代作为兵器的短柄刀已经基本消失，西周中期以后刀在战场上将近7个世纪不见踪影。刀这一工具在诞生初期除了作为武器使用，更多地与具体的劳动联系在一起，与上层贵族的精神联系并不紧密。

商周时期不同刀种的形态差异较大

而剑，在初始时期，由于青铜工艺的限制，两端的剑刃锋利程度不如刀，主要攻击着力点在于剑尖，在西周及春秋前期的战场中主要通过推刺或抛掷的方式进行进攻，除了兵器之外的工具应用远不如刀这么广泛。受“君子不器”等思想的影响，西周至春秋剑比刀更符合古代士大夫的的精神追求，《山海经·海外东经》是最早将君子和剑联系起来的文献，

“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

。在此基础上，还赋予了剑在礼仪上的诸多意象，如《礼记少仪》曰

:“剑则启椟，盖袭之，加夫与剑焉。”

就是说奉剑时，先将剑椟的盖打开，然后仰置，再将剑椟放在盖上，这样剑椟中的剑才显露出来，寓意着挺拔而不失谦和，锋锐而不露芒的精神。西汉独尊儒术后的剑器及剑具设计，更受到儒学正直仁厚的观念影响，代表着君子士人应有的气节与涵养，与士大夫群体的联系更加紧密。

3.短兵属性限制应用场景，产生更精巧的剑术体系

在十八般兵器中，剑属于短兵。剑形体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剑主要用于近身攻击。在早期战场上，需要通过盾牌掩护，贴近有弓矢和长兵器的对手，再突然发起攻击。在战国至汉代的剑术比试当中，剑虽然随着制作工艺的时尚，剑身拉长，普遍出现了90cm左右的短剑，但攻击半径仍远不如戈、矛、戟等长兵器。剑法中有

“枪剳一线，剑走一偏”

之说，技法讲究抢外门移步换形，奇进奇出，避免与敌正面相持。

《吕氏春秋·剑伎篇》说击剑是“以短入长，倏忽纵横之术也”。庄子在《说剑》中对剑术理论总结为:“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可以解释为，击剑的关键，首先是把弱点暴露给对方，是使对方以为有可乘之机，然后向对方快速发起攻击，以抢先击中对方。比如在曹丕与邓展的第四次比试中，曹丕就是故意贸然深进，似乎给对方一个破绽，待引得邓迎前时，曹丕乘机后移步法，正中邓之前额。因此，发挥剑体较短、灵活轻巧、腾挪转向的优势，讲究技法、快速攻击成了汉代剑术的一个主要特点，反手反肘拗劲为上，攻防在于腕部的灵活，悠忽纵横炼钢技术总结，以短乘长。并以此为基础产生了精细的剑术体系。

清代武术家吴殳，在《手臂录》提到

“剑器

轻清

，其用大与刀异”

，由于剑器轻盈的特点，剑术更易于展现飘逸优美的舞蹈艺术，在后世形成了剑舞表演等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展现出剑文化别样的气质。

四、小结

东汉年间，由于炼钢技术的发展和骑兵兵种的繁荣，剑逐渐退出了兵器史的舞台。但从西周至东汉期间，剑已经孕育出多样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东汉后闪耀出更加多彩的文化光芒，代表着更有分量的权力威仪，诞生了更加精巧的技术体系，这与剑诞生以来的直平形态、短兵属性和剑尖特点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