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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全球投资者蜂拥买入美元和美股，有着“美版四万亿”之称的基建投资计划被认为是背后最大的功臣。但实际上，减税计划才是特朗普政策的核心。

减税不仅是基建投资得以实施的前提，更会引领数万亿海外美元回流，并显著提升美国对企业和投资的吸引力。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近日表示，现在特朗普大幅降低美国税收，会吸引很多国际资本流向美国，这还包括一部分中国人的资本；这些资本回到美国，加上低税负，美国也许在10-20年的时间，出现向上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那样的突破。

随着经济、财政领域的左膀右臂陆续到位，特朗普幕僚团队与国会共和党领袖就减税问题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分歧可能只限于究竟是减免企业税至15%还是20%的问题。换言之，特朗普只可能在减税的幅度上有变化，减税的方向是不会改的，减税将是特朗普上任后率先推出的政策。

为什么说减税更急，影响更大？

让大企业获得税收减免可能与让特朗普上台的民粹主义背道而驰，但把低税率的好处拱手让给其他主要工业国家就不愧对选民了吗？

由于有着主要工业国家中几乎最高的企业税，美国的海外企业大规模向外转移利润、甚至不惜让注册在低税率地方的海外子公司进行“反向收购”以达到避税的目的。

（美国有着OECD主要国家中最高的企业税率（联邦+地方政府税），来自巴伦周刊）

以企业的“逆向收购”为例，美国跨国公司将被一个注册在诸如爱尔兰或加拿大等低税率国家的公司收购，这两个国家的最高税率只有12.5%和26.7%，而美国是35%。这家公司在美国的利润仍以美国国内的税率缴税，但在美国之外的利润就可以享受低税率了。

另一种避税的策略是，在低税率地区建一个子公司，用以积攒离岸利润。过程则充满了猫腻。例如，美国企业从注册在爱尔兰的子公司那里购买原材料，而购买价格则尽可能地高，以便削减美国母公司的利润，增加低税率地区的子公司的利润。反过来也可能是母公司把产品以尽可能低的价格卖给子公司。尽管美国政府试图打击其中的猫腻，但是如何界定“正确的价格”显然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下调税率有利于美国企业将海外利润转移回国。根据非盈利机构Citizens for Tax Justice的研究估计，截至2013年底，海外利润累计约2.1万亿美元；而美联储根据现金流估算出的2014年总额为近3万亿美元；特朗普团队更是称有近5万亿美元。

（美联储估算的截至2014年美国海外留存利润（单位：10亿美元），来自华尔街见闻）

如果按照特朗普政府目前的提议，美国跨国企业将已经积攒的海外利润汇回国内的话，境外收益税率将从目前的35%降至10%。如果全额汇回，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这将是一笔高达数千亿美元的“飞来横财”。

因此，减税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它将使美国对企业的吸引力显著提升。它将节省大量用于避税操作的时间和精力。它将引领数万亿美元的海外利润回流美国。

又搞基建又减税，债务这个锅谁来背？

然而，又是大搞基建，又要减税，特朗普团队难道不怕遇上财政赤字的天花板而寸步难行吗？毕竟，美国财政已经连续十六年陷入赤字，债务上限已经提升至18万亿，且近期债务攀升的势头仍然不减。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曾多次警告，如果国会不修改现行法律，日益攀升的联邦债务水平在长期看来无法持续。

（红柱为赤字，绿柱为盈余，2015年之后为彭博估算）

作为里根主义的信奉者，特朗普及共和党议员打的如意算盘是：减税后企业投资增长，经济加速增长，税基的增加将会抵消税率下降可能带来的税收减少，甚至税收还可能增加。例如上述的降低了企业海外利润回归的税率，调动海外利润回国的积极性实现增收。

再例如，希拉里和特朗普虽都提出了大规模的基建投资计划，但也有明显的差异：前者并未考虑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的约束，而后者则表示不考虑任何会增加赤字的项目。特朗普的计划是，在不动用政府任何资金的情况下，通过这种所谓的“税收中性”（revenue neutral）政策撬动民间资本参与规模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简称美版PPP）。

“税收中性”政策指的就是，不论税收政策如何调整，均不会改变政府的收入总额，简而言之，让税收“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在基建计划中，“税收中性”政策的体现是，民间资本投入1670亿美元的股本金，并以此加五倍杠杆实现总额1万亿美元的投资（就是举债，需要较低的利率配合）。作为鼓励，民间资本将获得大约1370亿美元的税收抵免（相当于股本金的82%）。此外，它们还被可以获得某种形式的投资回报——例如收取高速公路的“过路费”等，来平衡支出和增加投资收益。

税收抵免意味着少征收了1370亿美元的税金，如何填补这个大窟窿呢？来源有两个：一是来自基建工人和其他工程过程中所产生的税收收入增量，二就是来自于新增加的、从事这些基建工程的私人公司，后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缴纳的税收款项。

总而言之，特朗普团队寄望于以减税带动企业投资增长，再带动经济加速增长，从而扩大税基以抵消税率下降可能带来的税收减少。

中国涨价去库存，美国降税率增税收？

不过，真有这等好事吗？可有什么理论依据？

别说，还真有，就是占据上世纪八十年代供给学派思想精髓地位的拉弗曲线，提出者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曾是里根总统的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

1974年的一天，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和一些著名记者及政治家坐在华盛顿的一家餐馆里。他拿来一张餐巾并在上面画了一幅类似倾斜的抛物线的图，向在座的人说明税率与税收收入的关系：税率高到一定程度，总税收收入不仅不增长，反而开始下降。

这便是著名的拉弗曲线：

拉弗的“动态”分析覆盖了所有可能随着减税而来的行为变化。在静态分析中，减税的直接后果是政府收入的减少，以及企业留存利润的增加。放在更长的时间尺度、并且动态地来看，留存利润的增加会鼓励企业去产生更多的收入（多劳多得），企业大费周章地避税的动力会下降，并且更多的利润可以用于扩大投资、加薪或增加分红，带动新一轮商业扩张，继而通过税基的扩大以抵消税率下降可能带来的税收减少，甚至实现增收。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曼昆（ Gregory Mankiw ）认为回流技术，企业自身并非是减税的受益者，他们并非实际的纳税人，只不过是负责把税收集起来罢了。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Chris Edwards and Daniel J. Mitchell 则进一步指出，在当今世界，实际纳税人主要是职工。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税的负担主要以更低的工资的形式落在普通员工身上，”他们表示。“如果美国和外国的半导体和制药公司因为更高的税率而放弃在美国建厂回流技术，那就是美国工人的损失。”

说白了，其实是把更多的钱以税的形式交给政府去使用，还是以利润、分红或者工资的形式留给企业、家庭去使用的问题。如果你相信企业、家庭的效率更高，那么或许就能实现拉弗所说的效果。当然这也是因时而异，因国而异的。

知名财经杂志《巴伦周刊》根据Edwards 和 Mitchell的模型，用最新的数据进行了检验，不仅证实拉弗效应的存在，并且不只是“税收中性”，而是有利于增加税收的“正面影响”（revenue-positive）。

《巴伦周刊》用OECD的数据，计算了该组织内19个主要国家的平均最高税率（简单平均）。1981年（最早有数据记录的年份），平均税率为47.6%。到了2014年（最新公布的数据），已经骤降至27.4%。超过20%的降幅中，只有极小部分由美国贡献，因为美国的降幅只是从1981年的49.7%降至2014年的39.1%（仅下降了10.6个百分点）。

下图给出了企业税率与税收（以占GDP比重的形式）的关系：1981和1985年都是平均税率最高的时候（分别是47.6%和47.8%），税收占GDP的比重反而是最低的。2000和2005年，税收占GDP的比重是最高的（分别是3.5%和3.3%），而税率却是最低的（分别是35.4%和31.1%)。

当然，数据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弱也十分敏感：经济增长放缓时税收占比更低，增长加速时税收占比更高。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2014年，最低的税率27.4%对应的税收占比也仅2.7%，反映的是经济增长的低迷。相比之下，1995年时的税收占比仅为2.5%，但税率却高达37.5%。因此，用1981年以来的数据来判断整体的影响，大致是没有方向性错误的。

一旦减税政策推出，证伪可能需要数年

不过，每个故事都有另一半，我们兼听则明。

据美国税收基金会（Tax Foundation）测算，特朗普减税将使未来1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减少4.4万亿至5.9万亿美元。如果政府收入减少后能相应地减少政府的开支，财政赤字也未必大幅度增加，但是如果政府开支没法减少，那么财政收入减少必然要靠政府增加负债来弥补亏空，这就意味着美国未来每年将增加5000多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政府每年的债务也会相应地增长GDP的3%。

据独立机构美国税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估算，特朗普激进的新税收政策从2016年到2026年会将联邦收入减少9.5万亿美元，并将国家债务水平到2026年总边际提升11.2万亿美元，国债占GDP比例绝对增加值到2026年预计达到39%。

（申万宏源根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数据绘制的图表）

除此之外，将境外收益税率从目前的35%降至10%是否就能调动企业将海外利润尽数汇回也未可知。2004年的《美国就业机会创造法案》曾给予跨国公司在一定期限内以5.25%的税率将海外利润汇回国内的“特赦”，但响应并不十分积极：期间843家公司共调回了3120亿美元。

不过，前述的美国基金会自己的研究也承认，以十年为尺度，减税将会带来更多资本投资、更多的利润，从而扩大税基。另外我们也要意识到，企业税率的大幅下调对于美国对于企业吸引力的显著提升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而且，不管前者的如意算盘——减税率增税收——能否打响（目前更多地作为论证工具），只要减税获得国会通过和推出，要证伪恐怕就要数年，而后者——美国经营环境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似乎立刻就能兑现。

无论如何，投资者都应该密切关注特朗普的减税政策，至少不要低于对其基建投资计划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