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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媒机构报道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后叶西方传教士来华办报。至20世纪初，由于西方势力在中国的不断渗入以及中国社会相继爆发的系列重大事件，西方主要传媒机构开始向中国派设常驻记者有关传媒经济的研究，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外国传媒机构和记者一跃成为向西方传递中国讯息的中坚力量，通过他们多样化的国际新闻传播实践，西方社会不断地颠覆着对中国社会的传统想象和认知，并成为建构近代中国媒介镜像的始作俑者。在世界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国际新闻报道持续地向世界提供着一幅充满争议的、交织着偏见与客观、理性与情感的中国图景。

但是，由于国际新闻的生产与传播一直受到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有关传媒经济的研究，因此它与一般国内新闻的生产和传播具有不同特点，更加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因此，有关它的研究具有较为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事实上，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研究已经成为国际新闻传播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领域，它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洞悉西方媒体如何从事国际新闻制作，把握其生产传播规律的一个关键切入口，同时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理解西方社会有关中国社会认知发展变化的重要线索。更加重要地是，当我们一再突破传统理念，日益认识到新闻不再是事实的简单呈现和叠加，而是一种时刻为人们“编制着信仰、价值和集体认同”［1］的核心力量之时，探索国际新闻报道的本质、来源以及社会影响，会成为中国人更好地了解自身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有效方式和途径。

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中国对外交流活动不断增强以及国家政治经济实力的增进，有关外国媒体涉华报道的研究在中国本土大面积展开，出现了较为广泛的学术关注和研究兴趣。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大，而且比较倾向于采用定量的方法展开研究，发现并总结出了影响涉华报道的一些重要的宏观社会因素，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者自觉参与国际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时期。

特别是，在1996年李希光教授《“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美国媒体是如何讲政治的》一文及其著述《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公开发表后，迅速激起了业内学者对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研究热潮。1997年仅就李希光之文进行商榷与反思的文章就近20余篇［2］。比如焦国标的《值得商榷的“妖魔化”——评李希光先生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美国媒体是如何讲政治的〉和〈再论“妖魔化”中国〉》［3］、任海的《美国新闻霸权的本质》［4］、徐熊的《美国某些传媒是怎样丑化和敌视中国的之六》［5］等等，如果抛开其中某些文章的理智抑或感性色彩不谈，上述这些研究还是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了当代中国研究者对美国主流媒体的重新思考和时代性反思，并提出了理性认识西方传媒以及国际新闻报道的主张，比如范士明在《美国媒体敌视中国的原因》一文中就宏观分析了美国媒体抱有中国偏见的四个持久性原因，包括媒体特征、意识形态差异、国际利益考虑以及国内政治影响［6］。

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学者自觉发起的有关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的批判性研究迅速激起了美国方面的反映，据李希光回忆说，在其文章发表后不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驻北京的首席记者以及《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都迅速与他进行了接触，甚至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也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7］。事实上，不出两年，美国首都华盛顿亚美利加大学的传播学院、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以及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即于1998年5月在美国华盛顿联合举办了题为“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ConferenceonU.S.MediaCoverageofChina)的国际研讨会，大会延请了美国、中国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的著名编辑、学者和决策人共同探讨美国媒体涉华报道方面的诸多问题［8］，会议议题包括涉华报道的历史背景，中国人对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的认知、美国媒体中国报道对其公众舆论和外交政策产生的影响、美国在华新闻采访中所遭遇的困难和挑战，以及中国如何报道美国等等。值得重视的是，在大会总结报告中，劳森(Lawson)特别指出了本次大会突显出的中美研究者所持的不同新闻理念以及对记者角色的不同认知［9］。然而就笔者看来，这种公开暴露出的差异以及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美国对华报道是否公正”恰恰是将如何历史性地、多元化地思考涉华报道问题摆上了桌面，恰如一位与会者所言：“历史地看，新闻业是替代传教士和商人等塑造的虚假的中国形象的唯一选择。”［10］，自中美交往以来，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并非铁板钉钉，一成不变。因此，对中国研究者来说，详细地考察不同历史时段下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的不同实践可能才是更好地回答美国媒体如何从事国际报道的关键所在。

2000年后，有关西方媒体涉华报道问题的研究日益走向成熟，一批研究专著相继问世。2003年，首先出版了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博士潘志高的研究《〈纽约时报〉上的中国形象：政治、历史及文化成因》，作者对《纽约时报》1993年至1998年间全部的涉华报道进行了量化分析，探讨了《纽约时报》对华报道的类型、主题以及语气，“以期了解《纽约时报》的对华报道在多大程度上是负面的以及负面报道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等问题。”［11］，并将美国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负面塑造归结为媒体偏好、美国文化及价值观、中国现状及美国对中国的传统认知、国际局势和美国内政需求以及中美关系总体态势五个方面，比较全面地阐释了影响美国媒体中国报道的多元因素，同时也反映了定量研究方法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展开。但是，潘志高的宏观解释框架并没有突破1998年华盛顿研讨会上的已有发现。

同年，中国传媒大学启动了“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现状及其对策”研究课题，并相继出版了一系列有关西方传媒涉华报道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2006年刘继南与何晖的研究报告——《镜像中国——世界主流媒体中的国家形象》，2007年段鹏的《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2008年蔡国芬和刘笑盈的《事实与建构：国际新闻的理论与实践》以及金勇的《客观与偏见：美国主流报纸台海问题报道研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个时期中国大陆学者对西方媒体涉华报道问题研究的层次和程度。总体上说，这些研究基本建立在以内容分析为主的定量研究方法之上，主要对2000年以后西方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内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和解读。以对《纽约时报》的研究为例，刘继南与何晖就指出：“如果说《纽约时报》的报道给中国画了一幅人物肖像，那么这个人物是基本正常的，但同时又是‘多病的’和‘面目丑陋的’。”［12］，并将原因归结为西方人先入为主的价值观主导下对新闻事实进行的主观性选择、冷战思维延续下“保持受众对‘假想敌’的固有观点和抨击兴趣”［13］的市场营销驱动力，以及中外信息传播渠道沟通不畅所导致的西方记者对中国的片面性认识。

与此同时，相继出版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何英博士的《美国媒体与中国形象(1995—2005)》，以及中共中央党校乔木博士的《鹰眼看龙：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和中美关系》。何英在建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阐释了美国媒体对中国负面报道的原因和内在逻辑，其中包括对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美国民意等多元因素的系统性分析。

在这些正式出版的研究著述以外，同期还诞生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比如2001年刘康的《国际传播对中国报道的“话题设计”——兼论美国媒体对“法轮功”事件的报道》，2002年邱林川的《多重现实：美国三大报对李文和的定型与争辩》，2003年杨雪燕、张娟的《90年代美国大报上的中国形象》，2004年谭梦玲的《美国媒体如何建构中国形象》，2005年宁曙光的《2005年上半年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分析》，2006年司国安、苏金远的《2006中国国家形象——基于〈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文本分析》，2007年周宁《美国四大日报涉华报道分析》，2008年陈勇、张昆的《对于美国媒体关于西藏问题报道的思考》等等。

就笔者看来，上述研究专著和论文基本上反映了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有关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研究的基本风貌，它们大多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分别对近年来美国涉华报道的类型和特点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分析和探讨，并对影响媒体涉华报道的多元因素进行了阐释，突出反映了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对本领域的介入与渗透，较之2000年以前的研究更加规范和理性。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有些研究明显呈现出了因果解释的线性思维方式，对西方媒体中国报道的分析囿于对文章题材、报道主题、态度倾向等方面的数据统计，并将研究结论完全建立在对数据结果的推理之上，其解释框架始终没有超越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差异等层面的传统阐述，因此呈现出了在不同研究样本条件下几无二致的研究结论。

事实上，既有的研究结论很难统摄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全部历史并合理解释其建构中国形象的历史性嬗变，正如2002年方汉奇教授在《美国记者的爱恨中国情结——对100年来美国记者有关中国报道的回顾和反思》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媒体的对华报道是具有历史阶段性的，自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美国首次派遣记者到中国采访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记者笔下的涉华报道都是迥然有别的，很难将100余年的对华报道历程简单地归结为一个单一的结论［14］。因此，笔者认为我们需要在此研究方面展开更多历史性的思考和探究才会有所斩获和进步，在进行定量研究的同时，需要进行相应的定性研究，在展开大量当代对华报道研究的同时更需要探讨早期西方媒体对华报道的历史轨迹和发展脉络，只有这样才可突破当代西方传媒对华报道研究中的单一历史面向和一元化解释框架。亦如黄仁宇教授所倡导之大历史观念：“要把道德的范畴放得远大，历史观点代表人生哲学，不要受短时的政策所掩蔽，尤其不能闭门造车，不顾外间情势的单独决定。”［15］秉持此种研究立场，我们可能才会找到一种连接宏大解释框架和微观具体实践之间的阐释桥梁，而此可能才是西方媒体如何报道中国、如何建构中国形象问题之要旨。

参考文献

［1］[美]托德·吉特林著，张锐译，胡正荣校：《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9页

［2］通过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检索得到，关键词为“妖魔化中国”，时间为“1996-1997”

［3］焦国标：《值得商榷的“妖魔化”——评李希光先生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美国媒体是如何讲政治的〉和〈再论“妖魔化”中国〉》，《国际新闻界》，1997年06期，第45页

［4］任海：《美国新闻霸权的本质》，《电视研究》，2000年07期，第64页到第66页

［5］徐熊：《美国某些传媒是怎样丑化和敌视中国的》，《新闻界》，1997年03期

［6］范士明：《美国媒体敌视中国的原因》，《国际政治研究》，1997年第3期，第46页到第48页

［7］李希光：《美国“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下)》，《科技潮》，1996年第10期，第10页到第11页

［8］详见乔木：《鹰眼看龙——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与中美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248页，附录三(会议报告)

［9］同上，第250页

［10］同上，第252页

［11］潘志高：《〈纽约时报〉上的中国形象：政治、历史及文化成因》，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II页

［12］刘继南，何晖：《镜像中国——世界主流媒体中的国家形象》，中国传媒大学，2006年，第33页

［13］同上

［14］方汉奇：《美国记者的爱恨中国情结——对100年来美国记者有关中国报道的回顾和反思》，《国际新闻界》，2002年02期，第78页到第80页

［15］[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81页

(本文系上海大学2009年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涉华报道研究(1926-1940)”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系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