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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政府办公大楼叫“市民中心”,前面有个很大的市民广场,周边还有音乐厅、图书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艺术家、策展人欧宁

人物简介

欧宁艺术家、策展人。纪录片《三元里》和《煤市街》导演，大声展创办者，邵忠文化艺术基金会总监，2009年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总策展人。

深圳中心区规划非常棒：市政府办公大楼不叫“市政府”南方传媒大厦，叫“市民中心”，这个名字已经有很强烈的概念———政府是为市民服务的，政府办公的地方，就是它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地方。市民中心前面有个很大的“市民广场”，周边还有音乐厅、图书馆、青少年活动中心，但我看到市民广场几乎没有人。

就算规划者或建筑师在开始设计的时候，留出一片公共空间，还是需要制度上的配合，这跟整个社会的教育、政治制度有关。

———欧宁

一座建筑不仅对居住其间的人是有话语的，对周围的建筑也是有话语的。它并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与周围的建筑南方传媒大厦，与整个城市、国家的建筑构成了一个场域。而这个物理的场域又与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制度性场域密切相关。

建筑的物理空间和隐形的秩序空间有何关联，两者之间又是怎样相互作用的？本报就此专访艺术家欧宁。他认为，公民建筑将催生更多的公共生活，推动更多领域公共空间的打开。

看建筑应该把它跟人放在一起谈

南方都市报：不管是奥运会还是地震，建筑都被拉到公众面前，中国公民开始大规模地关注中国建筑，正是在此背景下。南方都市报联合国内最主要的建筑媒体，发起“中国建筑传媒奖”，您能不能简单谈一谈对中国建筑本身的看法？

欧宁：确实像你说的，奥运会是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器，它让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北京的建筑量大大增加，而且通过大型体育场馆的建设，让“建筑”这个概念进入公众视野。今天我们看建筑，不能单个去看，而是应该把它放在城市的大的脉络里考察，跟人放在一块谈，跟城市放在一起谈。城市是一个更广阔的概念，它在物理上是一个建筑的结合体；但是建筑要有人使用，它才会有活力。城市是人发生交往、联系的空间，其中很多都发生在建筑之内。

南方都市报：这次我们提出“走向公民建筑”这个口号。不管是单一地分析建筑，还是参照公民生活，我们用“空间”这个视角去审视，可能就打通了“公民”和“建筑”两个概念的关联。

欧宁：我觉得“公民”是个政治概念，其实所谓“公民社会”更多讲的是人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来共同营造一个理想、合理的社会。你们提出“走向公民建筑”这个口号，也许基于这样一个假设：目前中国建筑界没有公民意识。

建筑作为一个物理空间，能够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我前段时间去深圳中心区，那里的规划非常棒：政府办公大楼不叫“市政府”，叫“市民中心”，这个名字已经有很强烈的概念———政府是为市民服务的，市民是主体，政府办公的地方，就是它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地方。市民中心前面有个很大的“市民广场”，周边还有音乐厅、图书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和深圳交易所，但我看到市民广场几乎没有人。

就算规划者或建筑师在开始设计的时候，留出一片公共空间，还是要和其他领域的合作，特别是需要制度上的配合，这跟整个社会的教育、政治制度，甚至一定程度上和社会动员有关。如果有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政府，让老百姓真正爱上这个空间，空间才能被人所享用。

“公民建筑”的提法有点一厢情愿

南方都市报：建筑只是一个物理空间，还需要一个权力正常运作、权利有效保障的制度性空间。当物理的空间和社会空间接合起来的时候，一座建筑就和“公民建筑”的标尺接合起来了。

欧宁：所有人必须首先是个公民，然后才是一个专业人士。你是记者也好，建筑师也好，你从事各种行业也好，不仅仅是建筑师，所有人都应该有公民意识。公民意识应该是囊括对所有民众的要求。有时候我觉得“公民建筑”的提法有点一厢情愿。

南方都市报：鲍曼(ZygmuntBauman)的《被围困的社会》，非常形象地说明了社会在此时代的境况。在社会被围困的前提下，“公共建筑”的承担就显得过重。然而，也正是在制度空间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我们颁发这样一个奖项，以“公民建筑”催生公民生活，顺序倒过来，是否还是有它的积极意义？

欧宁：当然有积极意义。如果中国所有的建筑师都有公民意识，他在设计建筑或者规划城市的时候，都主动地创造公共空间，等公民社会生长到一定程度后，空间就派上用场了。也就是说，“公民建筑”是一种前置的事物，它正“虚位以待”公民社会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