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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飞 张建清 刘明辉

农业保险，尤其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农业生产灾后补偿和化解农业经营风险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影响着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目前，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渠道得以不断拓展，然而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传统的农业产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农业保险的重要性在任何时候都应受到重视并有序推进。本文以政策性保险为切入点，探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产业增收效力。

一、变量选择与模型设计

（一）变量选择

1.因变量

农民收入的衡量指标可以分为总量指标和微观指标两种。现有文献中，微观指标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以及北京大学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但相关调查涵盖的项目未细化到家户的农业保险购买、赔偿情况，因此我们没有使用微观数据。总量数据中，使用较多的指标为农村居民总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本文选取农村居民纯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农村居民纯收入可以更好地反映收入水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总收入减去获得收入时发生的费用，因此更符合农民增收内涵。此外，政策性保险可以通过增加对农户的转移支付以及间接支持农村劳动者外出务工等途径影响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等。第二，农村居民纯收入在相关年鉴中均有统计，而农村居民总收入在一些年份并没有明确给出，因此农村居民纯收入在数据获取方面也相对更完整。

2.自变量

我们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承保数量、参保农户、保障金额、已决赔付以及财政补贴等指标纳入考量范围，以全面反映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其中，承保数量、参保农户、保障金额三项指标可以通过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已决赔付则以赔偿的形式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财政补贴则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提升农户收入。

3.控制变量

进城从事二、三产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因此加入以下控制变量：（1）农业经营规模。人均耕地面积可以较好地反映该变量，本文通过“农业总播种面积”与“乡村人口”的比值计算。（2）农民生产技能。随着农业机械化、信息化的推进，农业生产技能更突出地表现为农民对农业机械等的操作能力，因此，我们通过人均农业机械动力来反映。（3）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本文在此强调农村居民从事二三产业工作和经营财产的能力，按照农村居民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所占份额进行统计。（４）其他。本文将农业种植结构和价格指数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农产品价格是农民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如在我国种植业结构中，虽然粮食作物在总播种面积中所占份额在近年不断下降，但是仍保持68.13%的比重，此外，价格指数是影响农民真实收入的重要因素。

4.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性统计

文中农业保险的相关数据由新疆保监会提供，并结合《中国保险统计年鉴》完善，其余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相关省（市、自治区）统计局官网，时间跨度为2008~2015年。此外，我们对研究单元进行了筛选，筛选的原则是：第一，剔除掉保险统计数据中连续两年为0的省级单位；第二，依据数据，剔除一些不符合发展事实的行政区，如内蒙古、湖北、广西三个省（区）出现数值的直转下降。最后本文确定的研究单元为28个。指标的统计结果具体见表1。

（二）模型设计

本文在模型设计方面着重突出农业保险的产业增收路径研究。因此，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农业保险与产业增长的交乘项及其二次项作为解释变量，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二、结论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强力引擎，是未来农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有着重要的保障和兜底功能。

本文结合理论推演和实证分析综合考察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农民增收效应，尤其突出了产业增收路径的研究。

引入时间投入效用弹性的理论分析表明，农业保险通过影响农户获得感（效用）来强化择业机制粮食安全与粮农增收目标的公共财政和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研究，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引导农户作业行为推动产业增长，是农户增收的重要途径，“旱涝保收”的保险机制利于激发职业农户生产积极性，但是进城务工农户则容易产生“道德风险”问题。

实证结果显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产业增收效应呈现近乎线性的凸性增长模式，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产业增收效应会随时间出现变缓的趋势，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单位农户的保障金额越高，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也可能越高，“懒汉”现象可能更加显著；公共补贴和农民自缴保费均会通过增加承保数量提升农村居民收入，但农民更关注自己支出费用的利得，即农民自缴保费的增收效力更大；东部、中部和西部农民增收的内在机制差异明显，农业生产技能、农业经营规模分别为东部和中部农民增收因素中弹性系数最大的因素，生产技能对西部地区农民增收不显著，农业保险是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三、政策启示

第一，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发挥政策性保险的产业增收效应。针对不同经营主体、种养产品、不同区域实行差异化保费和补贴标准，积极创新支农政策，构建市场化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如继续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同时不断优化对小农户的普惠性金融扶持。这种多层次的保险体系不仅可以减少道德风险发生概率，也可改善农村“一灾致贫”困局，同时通过对不同产品进行政策性保险试点改革，可以调整优化种养结构，提高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农业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等。

第二，努力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按照市场原则确定保险费用和保障金额，减少“逆向选择”问题的出现。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的创新研究，如采用“政府与保险公司联办”形式等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市场化运作。财政部门应适时扩大保险覆盖范围，增加保险险种，开展专项补贴等，做好保险成本预算、急速理赔的长效补贴机制。

第三，在防范农业生产风险外注重开展农业补贴。找准不同地域农民增收的关键抓手，精准补贴、支持对地区农民增收有重大作用的专项研究，如鼓励专项补贴东部地区农业生产技术革新，进一步放活中部地区土地流转，加速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动西部地区职业农民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积极性等。以政策性农业保险和专项补贴助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实现农业生产由依靠物质和环境消耗转移到以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生产能力为主导，提升农业供给体系，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和农业现代化。

摘自《保险研究》2017年第12期

作者简介：

卢飞，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张建清粮食安全与粮农增收目标的公共财政和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研究，经济学博士，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世界经济、区域经济；刘明辉，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农村经济。